两宋时期，货币经济体系对“钱荒”现象的影响有多大？

朝廷的财政困难

两宋时期，货币经济体系对“钱荒”现象的影响有多大？首先从两宋时期的货币种类和结构来看，两宋时期的货币种类非常丰富，其中流通于市场的主要有铜钱、铁钱、夹锡钱、金银（严格意义上不算货币，但是在事实上承担了一定的支付功能）、纸币、布帛币等六种形态的货币。

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以金属铜币作为货币流通的主币，价值较低的铁币成为辅币，这相互配合，是满足市场上不同人群和不同交易的需要。并且在国家政治军事等因素的影响下在统一王朝内部人为强制性地划分了铜钱区和铜铁钱分区两种货币流通地域，这是两宋时期货币经济体系的基层情况。

铜币是两宋时期的主货币，“钱荒”问题也是发生在铜币的流通问题中，所以铜币的币值和流通在当时社会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在形制上铜币主要是以小平钱、折二钱两种为主，此外还有折三钱、折五钱、当十钱等，而铜币本身所存在的问题就藏在这些币值兑换的过程中。

两宋时期由于巨额的军费开支，以及冗官冗吏等问题，导致政府的财政开支越来越大，朝廷的财政时常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况（这里指的是以宰相为代表的朝廷），而两宋时期的皇室因为内库制度的存在是不缺钱的而且内藏库也不太可能长期大量的为朝廷不间断的供给铜币，其储存的铜币属于皇帝私有。

虽然经常会因为国家财政困难而需要内藏库拨款给朝廷甚至是直接从内藏库拨钱去往所需之处从而流入市场。但是这些钱往往的去处多以西北军需为主，借给朝廷的钱最后也是要偿还的，而且内藏库还把持着每年新铸币的初次分配权力，所以天下财富——指铜币，首先在内藏库大量沉积。而朝廷为了应对巨额开销，只能走上调整币值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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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宝元以后，由于边患不断，军费开支巨大，朝廷为了弥补开支缺口，开始主动地大规模铸大钱，大约小铜钱三可铸当十大钱一，而这种大钱存在的问题自主要在于大钱牟利导致民间私铸。在这里要先解释一下官铸钱是如何牟利的。

官铸钱的牟利

虽然有史料记载说北宋时期铸钱不盈利，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即使不盈利可能也只是短时期内的一种特殊情况，自汉唐以来的官铸铜钱基本都是处于盈利的状态，这主要是由于铜钱铸造，要从开采铜矿铅锡矿获得原料开始，然后投入人工火力模范铸造，还要加上原料和铜钱运输成本。

根据钱币相关研究学者统计，由于宋代铸钱技术提高，官方铸钱逐渐标准化，每铸造1贯陌铜钱——即770文铜钱，需要铜3斤10两、铅1斤8两、锡8两、铸钱770文重5斤，大约每1000文铜钱铸造成本约531.5文，利润率高达88%。

而这还只是官铸标准的年号钱的利润，官铸大钱的利润往往要在此基础数倍之，宋代崇宁年间铸造的当十大钱，重量合三文年号钱，以官铸标准年号钱88%的利润计算，当十大钱的利润高达近乎三倍。

在如此高昂的利润诱惑下民间私销官币铸私币成风，在《元丰类稿·补遗》中曾记载到：“民诱于薄利，虽销一为二，犹且为之，况百十之多乎！使兵在其颈，犹将窃铸而不已也。欲严其禁，则抵冒盈天下欲宽其禁，则奸滥盈天下。若之何可为哉！”

而长此以往大量的不足值私铸钱进入流通市场就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即官铸标准钱被大量的贮藏和收购用于铸造劣质钱，而且民间的铸造工艺技术相对落后，所铸造的劣质钱在市场上难以得到商人和民众的充分信任，从而引发对官铸铜币的信任危机。

除了民间私铸钱币外，还有着私销铸器的现象，一千文官钱重6斤4两，销熔为铜器，每斤可以卖600多文，等于销熔一贯官钱，可以获利3500多文，其利润也将近达到了超过三倍的暴利，而这种做法会导致官钱铸造再多也不敷使用。在主货币铜钱存在问题的同时，作为辅币的铁钱也开始对货币经济体系展开冲击。

北宋时期沿袭五代割据时的情况，铜钱铁钱分区并行，铁钱主要流通于四川陕西地区，铜钱每千（770文）重5斤，大铁钱每千重十二斤，价值相当于铜钱，小铁钱每千重4斤，相当于铜钱一百文。

以铁钱代替铜钱固然是出于军事和政治的考量不得已而为之将大量铜钱作为上供被运往首都开封，但当时的铁钱却存在着很严重的流通弊端，四川因为小铁钱价值只相当于铜钱1/10，重量却高达铜钱的80%，四川商人带同样价值的1000贯铁钱去进货，钱重4000斤，需要数辆牛车才拉的走。

货币经济体系的不稳定性

虽然北宋政府多次想要提高铁钱价值来稳定物价，但是因为铜钱的缺少最终都不得成功。在北宋朝的初期和中期，铁钱的流通还主要集中在川陕地区，但是到了北宋末年币值越发混乱，铁钱使用区开始扩大而且北宋政府已经无力控制，从元佑七年（公元1092年），广南路开始推行铁钱，之后原已不再使用铁钱的福建路也逐渐开始重新使用铁钱。

铁钱作为辅币其本质作用是为配合铜币共同稳定货币经济体系的，但是两宋时期的铁钱由于铸币数量的年均值不稳定导致其货币本身的币值不稳定，根据过往研究表明，北宋历朝铁钱铸造规模波动较大，如宋真宗时期曾有年铸大钱50万贯，而仁宗早期大概只有27万贯，到了宋神宗时期，据《文献通考·钱币考》记载，铸币规模可能达到了上百万贯。

铁钱数量的增多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弥补铜币的不足，但是这里存在的问题是，无论是铜币还是铁钱都是贱金属货币，而贱金属货币的特性便是适合于小额商品的交易，所以铜钱从经济理论的角度看其原本就是应该用于小额交易的，但是由于两宋时期的时代限制，铜币只能承担起国家的经济贸易主币的职能。而那些价值又低于铜的铁、锡、铅等低值贱金属铸币则更无法与当时市场对其的需求相匹配了。

换句话说，就是铁钱价值太低了，从经济理论的角度讲已经根本不适用于日常生活，而且原来相当于铜钱的大铁钱在受到“夹锡钱”的冲击后，铁钱的价值就一直在持续性的走低，而这种走低伴随着的是铜币因为各种原因的不断减少。

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宋代商业的金融泡沫——商业税收看似很高，但实际上其中铁钱占据了大半，货币的实际价值远低于市场预估，人们对整个货币经济体系的质疑只会越来越严重。

其次，从两宋时期的国家政策角度来看，诚如邓小南先生所说的那样，两宋时期的国家所有政策的核心是对外的部分，具体的说是针对西北方向邻国的外交、军事、政治的模块，对于国内经济的发展政策几乎都是建立在服务于国家对外政策的基础之上的。

而纵观两宋时期的国家政策中与“钱荒”问题关系最为密切，为后人诟病的最多的当属王荆公变法，由于这次变法是中国国家治理改革史上最后一次整体性的改革措施，改革内容包含了当时北宋社会的各个方面以及各种问题，所以从王安石变法的角度去分析“钱荒”问题的成因是很有价值的。

因为只有在王荆公的变法中可以让人们看到当时作为一个完整的国家改革方案在处理各个方面的各种问题时采取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策略，每一个单独的问题背后又牵连着什么其他的问题，每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案的制定又要综合考虑什么其他领域的因素，即使是最后变法失败了，或者说有些变法措施极具争议，但是如果将其放置在对北宋王朝进行整体性顶层设计的角度上看，这些争议也是有着合理的一面的。

王安石变法中与“钱荒”问题关系最为密切的政策主要包括青苗法、免役法和解除钱禁。宋人张方平是公认的对北宋当时的“钱荒”问题提出了一定深刻理解的士大夫，但由于他是一位旗帜鲜明的反变法派，对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免役两法的态度总体上是持否定态度的，他认为变法当中的青苗法、免疫法加大了对货币的需求量，对钱荒问题负有一定的责任。

总的来说，张方平曾经举例说到应天府所属七县共六万七千余户，每年要纳役钱七万五千余贯，青苗息钱一万六千六百余贯，两者合计九万两千余贯。一年要交纳两次，用严苛的监督措施迫使人们交纳，一段时间后，便出现了钱荒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