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藏书的文化特征

陆游是南宋时期著名诗人，其许多诗篇表现出浪拍云天的爱国主义情怀，如黄钟大吕般激励无数后人。殊不知陆游也是一位著名藏书家，其藏书事迹和藏书思想充分表现出宋代文人藏书的文化特征。

一、数世藏书，保存书种，传承文化

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是在以家庭为细胞的农业自然经济和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土壤中发展起来的，这种特色，使中国人对家庭延续和血缘承继高度关注。正如黑格尔所指出那样，中国文化富于“家庭精神”，这种精神反映在宋代藏书文化中，就是将藏书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留传给后人，宋人庞籍有二句诗“田园贫宰相，图史富书生。”意思是说掌握万卷图书的一介寒儒比占有万顷良田宰相更为富有。因此“诗书教子真田宅，金玉传家定粪灰”（苏辙《寄题蒲传正学士阆中藏书阁》）一直成为宋代文人藏书家的指导思想，陆游更是将这种藏书观形象地称为“保存书种”，他在诗中吟唱到“传家只要传书种”（《杂题》）“但令书种存，勿愧耕垄亩。”所以，陆游与其家族的藏书事业更典型地体现这种文化特征。

作为诗书簪缨的越州文化望族，陆游家族是当时著名藏书世家，其家族藏书应始于其祖父陆佃，陆佃曾受学于王安石，是当时大学问家，尤精于古文字学、文献学。陆游父亲陆宰曾赞扬他“不独博极群书，而农父牧夫，百工技艺，下至舆台皂隶，莫不诹询，苟有所闻，必加试验，然后记录。”（《埤雅序》）由此而知，陆佃肯定有丰富的藏书。陆游的外祖母晁氏是山东巨野著名藏书世家晁氏之后裔，陆游《跋诸晁帖》说：“某之外大母清丰君，实具茨先生（晁冲之）女兄”，由于两个藏书世家联姻这层关系，陆游踉跄学步时，即拜舅公也是著名藏书家晁说之为师，陆游不仅藏有晁氏许多书籍，而且舅公嗜书情结深深影响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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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氏家族藏书，在陆游父辈时达到高潮。他的伯父陆宦，幼病右臂，却以左手作字，钞录王筯《华阳集》百卷及其父陆佃《使辽录》一卷，平生钞书累计数百卷来作为自己的藏书。陆游的另一位伯父陆？也以钞书名世。手钞经史及释老之书，并亲加校勘，达数百卷。陆游父亲陆宰不仅是陆氏家族藏书的佼佼者，也是越中三大藏书家（左丞陆氏、尚书石氏、进士诸葛氏）之首，更是有宋一代著名藏书家。绍兴十三年（1143）曾诏求天下藏书，他以献书一万三千卷而名著一时，是宋代私家献书最多者。南宋朝廷专门组织一个班子来整理其献书，其长子陆淞也参加这项工作，仅校勘书手就有百余人，用了近两年时间才整理完毕。陆宰的献书成为南宋初定时国家藏书主干，要知道北宋承平时期所编写的国家藏书目录《崇文总目》仅著录当时国家藏书三万余卷，南宋孝宗时国家藏书也只有四万余卷，而陆宰一人献书就分别占南北宋国家藏书的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之强，可见其藏书之富。陆宰藏书思想也主要为了保存书种，他说：“予老懒目昏，虽不复读，然嗜书之心，固未衰也。后世子孙知此书之存如此，则其余诸书幸而存者，为余宝惜之。”（陆游《跋京本家语》）

陆宰保存书种的愿望并没有落空，他的藏书多传给陆游。从陆游为《温庭筠诗集》、《造化权舆》、《韩非子》等书的题跋中我们可以得知，这些书籍均为其父旧藏。陆游之所以能成为大诗人和大学问家，与阅读这些藏书大有干系。陆游藏书数量，史书并未详载，但他的诗中说：“万卷古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日。”“区区朴学老自信，要与万卷归林庐。”“残年唯有读书癖，尽发家藏三万签。”我们可以得知，他的藏书至少在万卷以上。他的藏书室名叫“书巢”，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书巢记》，以神采飞扬的笔调来形容他的藏书的：

吾室之内，或栖于椟，或陈于前，或枕藉于床，俯仰四顾，无非书者。吾饮食起居，疾痛呻吟，悲忧愤叹，未尝不与书俱。宾客不至，妻子不觌，而风雨雷雹之变有不知也。间有意欲起，而乱书围之如积槁枝，或至不得行，则辄自笑曰：“此非吾所谓巢者耶？乃引客就观之，客始不能入，既入又不能出，乃亦大笑曰：”信乎其似巢也。”（《渭南文集》卷十八）

作为一个藏书世家，陆游当然希望他呕心沥血的一辈子藏书能够子子孙孙传递下去，这种“保存书种”的愿望，随着垂垂暮年的来临表现得尤为强烈，临终前，他念念不忘的有二件事：一是国破山河残的祖国何时能够统一，所以有“但悲不见九州同”的悲愤诗句流泻；二是因遭战乱影响，留传子孙的藏书阁，至今尚未建立。所以每念于此，即寝食不安，痛心疾首。他告诫子孙，希望能继承他的藏书遗志。

在诸多儿子中，陆游最钟爱的是小儿子陆子？了，因为他更多秉承了乃父的喜爱，他爱读书，陆游有“赖有一筹胜富贵，小儿读遍旧藏书。”（《冬夜示子聿》）诗句记其事；他更爱藏书，陆游高兴地说：“子聿（即子？）喜蓄书，至辍衣食，不少吝也。吾世其有兴者乎？”（《跋子聿所藏国史补》）可见他把“保存书种”的期望寄托在陆子？的身上，希望他能承继家族的文化传统，复兴家族的藏书事业。陆氏家族数世藏书，在南宋浙江文化发展潮势中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也在中国藏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二、勤搜苦寻，刊刻图书，传播文化

有宋一代是兴文抑武的时代，文治丕胜，读书成风，读书人地位崇高，人人用情于书山学海，个个着意于朱墨丹黄，已成为当时普遍文化风尚。藏书家更是嗜书如命，勤搜苦寻，藏书、读书、校书、刻书，极力保存与传播着中国传统文化，这已成为当时文人士大夫阶层生活主要组成部分和自觉文化意识。陆游更是宋代文人士大夫藏书家的典型代表，充分体现了文治时代的文化风尚。

陆游自称为“书痴”、“书颠”，有“爱书即欲死，人笑作书颠。”“放翁爱书如痴，读书也如痴”的诗文以自道。他幼年时代就喜藏书读书，有“我生学语即耽书，万卷纵横眼欲枯”诗记其事。到老更是如此，他说：“六经万世眼，守此可以老。”（《冬夜读书》）可见他一生都以藏书为乐。陆游的藏书也异常丰富，这得益于日积月累的勤搜苦寻。其藏书来源主要有四：一是如前所述，得之于父传；二是得之于传录钞写，如《高宗圣政草》一书，就是“命儿辈录之”的；如《陆子强家书》也是陆游“命子聿（陆子？）钞一通，置箧中，时览观焉。”陆游也时常亲自钞录摹写图书与书帖，如著名的《瘗鹤铭》书帖，就是他“亲至焦山写摹之”的；三是由友朋馈赠。如《陶靖节文集》是“张？季长学士自遂宁寄此集来”；如《彩选》一书，是“友人自京江来，以是书为赠”。其它如《松陵集》、《陵阳先生诗草》等藏书都是朋友赠送。四是购买，这最能说明陆游勤搜苦寻藏书精神，他一生用并不宽裕的财力，孜孜不倦地购书。陆游曾长期在四川为官，“出峡不载一物，尽卖蜀书以归，其编目益巨。”（《嘉泰会志》卷十六《藏书》）在勤搜苦寻的购书过程中，有的藏书完全得之于偶然，如《刘随州集》，“佣书人韩文持束纸支头而睡，偶取视之，《刘随州集》也。乃以百钱易之，手加装？。”有的苦苦以求二十余年，如《老子道德古文》一书，是唐以来“学者罕见”之本，陆游“求之愈二十余年，乃尽得之。”（陆游《跋老子道德古文》）

陆游不仅爱藏书，也爱刻书，这是陆游区别一般藏书家的独特之处。宋代是刻书事业兴盛的时代，刻书能使一书一册变为亿万之身，是迅速传播文化与长久保存文化重要手段。陆游正是看到这一点，每宦游一地，也将刻书作为自己的主要政事之一。如在江西任官时，就刻有《续集验方》，“予家自唐丞相宣公在忠州时，著《陆氏集验方》，故家世喜方书。予宦游四方，所获亦以百计，择其尤可传者，号《陆氏续验方》，刻之江西仓司民为心斋。”这种医药方书不仅保存与传播了中医文化，更为人们提供了治疗疾病方法。陆游在四川为官时，曾刻过唐代著名诗人岑参的诗集。在任严州太守时，是陆游刻书最多时期，刻有他自己诗集《剑南诗稿》二十卷，共存诗二千五百余首，另刻有《南史》十八卷、《世说新语》、《大字刘宾客集》，这三种书，或是毁于火，或是不存于世，“游到官始重刻之，以存故事”（陆游《跋世说新语》）特别是《江谏议奏议》一书，早在乾道六年（1170），陆游在杭州已得其书，后守严州，利用职务之便，他到桐庐江氏遗属处又寻访到“三表及赠告墓志”，于淳熙十三年（1186），合并刻于世，使其成为完书，为了此书出版，陆游花了十六年时间。无独有偶，陆游最钟爱的小儿子陆子？后亦任严州太守，更继承了乃父遗志，共刻了《老学庵笔记》、《开元天宝遣事》等十余种图书。据《景定严州续志》卷四记载，当时严州刻有“经史诗文方书凡八十余种”，而陆游父子就刻了二十三种，由此使严州成为南宋时浙江刻书重镇。其刻本世称为严州本，以“墨黑如漆，字大如钱”，校刻精良，享誉于世。浙江是南宋时期文化最为发达地区，在这个区域内，不仅藏书、刻书事业走在全国前列，而且像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史学甚至科学技术等方面也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因此，作为书籍保存和生产中心，其实就是中华文化能量集结和幅射中心。陆游父子的藏书与刻书为传播中华文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三、伐檀书山，探义书海，弘扬文化

陆游藏书活动第三个文化特征最为明显，他藏书目的主要是为了研究学问和进行文学创作。这种文学家兼学者型的藏书家，是藏书家中的佼佼者，纵览中国文学史，现存诗歌最多的诗人，恐怕要算陆游了，他现存的诗歌有九千四百多首，与他晚年自称“六十年间万首诗”基本相符。据人们统计，其诗歌的数量，相当于苏轼的两倍，白居易的三倍。如果包括所遗失和自毁的作品，他一生创作有近四万首诗歌。而且其诗歌的质量大部分也是相当优秀的。之所以如此，与他一生勤奋藏书与读书是分不开的。他在《冬夜读书》这样写到：“平生喜藏书，拱璧未为宝。归来稽山下，烂漫恣探讨。六经万世眼，守此可以老。多闻竟何用，绮语期一扫。幽居出户稀，衰病拥炉早。青灯照黄卷，作意勿草草。”这首诗深刻地说明了藏书对文学创作的作用，也就是说，陆游平生喜藏书，是为了读书，读书能增长知识而“多闻”，多闻就能将文学创作中的绮语一扫而光，写诗作文也就不会匆匆草率而就了。仅以读书诗为例，据对《全宋诗》统计，陆游写了二百四十多首读书诗，这些诗不仅写得活色生香，具有浓郁的文学意味，而且反映出他“要足平生五车书”孜孜以求的藏书意愿和“两眼欲读天下书”的雄心气魄。其中他所提倡的熟读暗诵，百读熟味才能写出好诗的文学理论，正表明藏书、读书与写诗作文之间有紧密关系，更表明，陆游藏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文学创作。

陆游藏书另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进行学术研究。陆游不仅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也是一位大学问家，他在校勘学、训诂学、版本学、历史学等方面都颇有建树，这当然与他一生勤奋藏书是分不开的。他在《万卷楼记》中很好地论述了藏书与学问二者之间的关系：“学必本于书。一卷之书，初视之若甚约也。后先相参，彼此相稽，本末精粗，相为发明，其所关涉，已不胜其众矣。一编一简，有脱遗失次者，非考之于他书，则所承误而不知。同字而异诂，同辞而异义，书有隶古，音有楚夏，非博极群书，则一卷之书，殆不可遽通。此学者所以贵夫博也。……自先秦两汉，迄于唐五代以来，更历大乱，书之存者既寡，学者于其仅存之中，又卤莽焉以自便，其怠惰因循曰：吾惧博之溺心也。岂不陋哉！故善学者通一经而足，藏书者虽盈万卷，犹有憾焉。而近世浅士，乃谓藏书如斗草，徒以多寡相为胜负，何益于学。”也就是说，藏书是做学问之先决条件，藏书本身就是一件很严谨的治学过程，因为书籍在长期生产和流传过程中，书有脱遗失次之误，音有楚夏异读之谬，往往造成“承误而不知”的现象。因此藏书家一定要在书籍之真伪、版本之优劣、校勘之精粗、装帧之好坏等学术领域进行研究。要进行研究，就必须博极群书，要博极群书，就必须藏书万卷。所以，“积书山崇崇”，为的是“探义海茫茫”，这一直成为他藏书与读书的指导思想。当然他对近世一些藏书家将“藏书如斗草，徒以多寡相为胜负”态度提出了严厉批评。因为他们藏书的目的是以游戏态度来附庸风雅，而不是踏踏实实做学问。

陆游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他认为，一本藏书的好坏，首先在于它是否校勘精良，因此，他对自己的藏书，每每阅读之时，往往都要进行仔细校雠，这在他诗中屡有反映，“雠书千卷杂朱黄”，可见其校勘书籍之多；“朱黄参错鸡鸣后，签帙纵横月堕初。”可见其校勘书籍达到废寝忘食程度。“白头尚作书痴在，剩乞朱黄与校雠。”可见其至晚年以校勘书籍为唯一乐事。特别是《秋夜读书每以二鼓为节》一诗，描写了在冬夜时分，窗外已冰天雪地，但诗人仍读书校书至二鼓时节，“朱黄参笔墨，照映灯花红”，诗人忘掉饥寒，了无睡意，达到了“至乐”之境。陆游还写了许多藏书题跋，更具体反映了他校勘藏书之勤。如《造化权舆》一书，是父亲传给他旧藏。他在淳熙壬寅年间“用别本雠校，而阙其不可知者。两本俱通者，亦疏其下。”（《跋家藏造化权舆》）十四年之后，他又用三日时间进行重校。如司马子微《铒松菊法》，是一本文字古奥稀见之书，乾道初年，得之于豫章西山，但是没有别本可以参校，陆游一直耿耿于怀，八年后，又得别本于四川青城山，他非常高兴，于是“斋戒手校，传之同志。”（《跋司马子微饵松菊法》）

陆游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曾撰写了《南唐书》十八卷，四库全书称其“尤简核有法”盛传于世。他亦用其渊博历史学识来校勘藏书，如当时通行的《唐御览诗》，收作者三十人，计二百八十九首诗。陆游却根据《卢纶墓碑》校勘出该书不完善之处，“《卢纶墓碑》：‘元和中，章武皇帝命侍臣采诗，第名家得三百一十篇。公之章句奏御之章句居十之一’今《御览》所载纶诗正三十二篇，则《御览》为唐旧书不疑。然《碑》云三百一十篇，而此才二百八十九首，盖散佚多矣。姑校定讹谬，以俟完本。”（《跋唐御览诗》）陆游不仅利用丰富历史学知识来校定书籍正误，还勤于现实调查，如宋人魏野写有一部《草堂集》，但对魏野的籍贯有二种说法，“按国史，野，陕人，沈存中《笔谈》以为蜀人，居陕州，不知何所据也。予在蜀十年，以不闻野为蜀人，《笔谈》盖误也。”（《跋魏先生草堂集》）正因为陆游有广博极学识，加之以长期校勘之经验，炼就了他一双辨别真伪图书的火眼金睛，其《跋法帖》云：“鲁公书殊不类，纸乃烟熏，周幅之语尤俚俗，罗绍威用罗氏世宝印，犯唐讳，益可疑，跋语诗句亦鄙甚也。”此段短短跋语，却从纸张制作技术、诗歌风格、书法字体、行文格调、印章避讳等方面进行严密考证，涉及到历史学、文字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学、书法、避讳法等方面的知识，可见陆游学识之博，功底之深。中国古代典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陆游对自己的藏书勤以校勘整理，还书籍之原貌，当然对正确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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